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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然而，在天津音乐界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
“在我的记忆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其中就有《歌唱祖国》这一首，曾在某报刊发表过。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王莘看到歌词后，很快谱出曲子，以《歌唱祖国》鲍昌词，王莘曲的名义发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较多修改。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这样，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一面是他妻子王癩唱的《祖国之歌》，是肖云翔的词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这盘录音带上的《歌唱祖国》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我也曾听说过，‘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歌唱祖国》的歌词是鲍昌的，你王莘给占用了。”
这个鲍昌，究竟何许人也？
鲍昌，原籍辽宁凤城，生于沈阳。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附中。1946年1月赴晋察冀解放区，先在华北联大文学院学习，后在晋东北、冀中等地从事农村工作。解放后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工作。1949年5月发表了第一篇诗歌《我的母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摘帽后调至天津市文学研究所。原来如此，不过，鲍昌1974年调天津师范学院，1980年任该院中文系主任。1982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天津会副主席。1984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1999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
鲍昌，曾用过白桦树、李兰陵、谷梁春等笔名。他从小就很聪颖，学习也很刻苦，并且对文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在小学和中学里。他写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有的还登在《小朋友》杂志上。邻居中有个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见他聪慧好学，就教他写旧体诗词。他在三、四岁就写了这样的诗：“青鹰傲空角，白虹行日周。万里挟奇物，披风列殿游。呵斥若雷动，挥刃若光流。奇计虽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飞门外，与子共赴仇。磨骨长城窟，漂尸深海沟。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诗为心声”，这些诗虽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刘琨，但也不难看到这个风华少年的抱负和志向。
1949年1月15日，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起初，他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文艺团体中当队长和政治指导员。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活逐步地安定下来，他的创作激情又萌发了。从1949年5月起，他开始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诗歌、剧本、散文和评论，到1951年出版了剧本集《为了祖国》。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一个评论集。于是，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新港》文学期刊的名称就是他取的）。
 
1954年，他到内蒙草原上的勘探队生活了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1957年，他的长篇小说和另外两个集子已经付排，突然一场政治风暴卷来，他象一现的昙花，从文坛上消逝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乡劳动。这个水田如织的村庄，曾是义和团的一个战场。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纳凉时，农民们常向他讲今述古。有一位70多岁的郭老汉，是义和团的一位师兄，给他讲了不少义和团的故事，还鼓励他说：“你不是会写书吗？把咱们这一段写写吧！”老汉的话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里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间，一颗耀眼的流星滑过，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他决心写一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要用一双艺术美的眼睛，去观照‘世界苦’的历史”（鲍昌：《关于二三语》）。此后，他就秘密地搜集人民的口碑材料，并利用节假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借阅文献资料。当时，他头上有顶政治帽子，不能断定何年何月才允许他发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准备，把自己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工程当作是“名山事业”。三年困难时期，他吃着“瓜菜代”食品，每天要干十小时以上的农活，但仍然在晚间偷偷地记生活日记。1963年底，他写出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第一部的初稿。1980年11月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文艺报》、《读书》、《新华文摘》等报刊都发表或转载了评论文章，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著名作家孙犁在《致鲍昌信》中说：“这几天，看了一部分《庚子风云》，看了一章写宫廷生活的，看了一章写农民生活的。我以为写得都很好，有很多精彩的叙述与描写。比较起来，写农民的部分，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写比赛插秧一节，写得有声有色，非常火炽。”鲍昌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农村干过水田、旱田、园田等几乎全部农活．他就是个插秧能手，能和农民一起“打夹拢”。看来，他的文学成绩的取得，除了他有颗炽热的心，坚信“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鲁迅语）以外，还应归功于他前后累计18年的工农生活体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生活是绝对命令。”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他把18年间攻读的“无形的书”，逐渐化为今天的“有形的书。”
鲍昌还撰著出版了《诗经》研究的论文集《风诗名篇新解》、题为《一粟集》的文学论文集和待结集的百多篇评论、杂文。1980年又出版了他同邱文治合编的70余万字的《鲁迅年谱》，他的小说《芨芨草》获得了1992年全国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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