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欣闻《八一宣言》正式发表之后—

　　
　　1934年，当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虽然国民党对中共实行的是白色恐怖的统治，但是，一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外国人却可以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办书店、办报纸。因为他们的存在，一些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文件也出现在一些书店的柜台山。其中，在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时代精神”）的书店，就是属于此类。
　　这家书店是德国人办的，地点在南京路靠近外滩这一头，店面不大，售书的是一位外国女店员。因为老板有“共产国际”背景，所以在他的书店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可以用“进步”的字眼来描述的书籍，甚至有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等一些文件。在“暗中摸索，苦闷得很”的周扬，把这家书店看成了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好地方，经常“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和其他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当然，出于安全的考虑，经常光顾这家书店的不是周扬，而是他的夫人、同样也是“左联”成员的苏灵扬。
　　一九三五年秋的一天，苏灵扬又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书店里摆放的《国际通讯》上，刊登了不久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当时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发言。当然，这都是英文版的。苏灵扬当时就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当她把这期刊物交到周扬手上时，周扬“真是兴奋得不得了”。若干年后，一提起此事，周扬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也用“如获至宝”来表达当时“无法形容”的“内心的兴奋”。周扬的兴奋显然感染了苏灵扬，所以，若干年后苏灵扬依然用兴奋的语气说：“我仅仅是买回了这期刊物，也十分高兴，好像立了功似的。”周扬和苏灵扬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这期刊物上刊登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就像一盏明灯”，对于“相信共产国际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的周扬来说，一下子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1935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大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方先后冒起，整个世界面临着法西斯军队侵略的危险。如何抵御法西斯即将给世界带来的侵略，就成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正式确定了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代表中国党发言，拥护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号召中共建立统一战线。这次会议上，中共历史上很有名的《八一宣言》，在大会上予以通过。本来起草这项宣言，并不是这次大会的预定议程，而是临时产生的动议。在这次大会召开前，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中国东北以后，1935年又继续南进，制造华北事变。而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相继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重的危机。这一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急电王明，共商对策。当时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斯克疗养，他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号召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初稿。经代表团数天反复讨论修改，于1935年7月14日在七大代表团会议上一致通过，与会者并给予高度评价。随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递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并受到赞许。会议期间的8月1日，中国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没有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一起，刊登在这一期的《国际通讯》上，而是首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报》（下文中引用的周扬的回忆，误为《救国时报》）第10期上刊登。
　　大约在周扬得到国际“七大”文件的稍前的时间，夏衍也从史沫特莱那里看到了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对周扬、夏衍来说，这是他们和党失去联系后第一次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第一次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夏衍用“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当然也是周扬的心情。周扬回忆说：
　　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
　　《八一宣言》虽然是在莫斯科起草的，但也是后来被中共中央承认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指出：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因此，宣言号召全国人民：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在周扬等人看来，无疑指明了以后领导工作的方向。他立即与同志们研究。夏衍回忆说：
　　“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间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周扬组织的党内传达、讨论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此过程中，在距上海1000公里的陕西一个小镇——瓦窑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围绕着《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给全党发出了新的指示。这是参加会议的张浩万里迢迢专程回来传达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为了传达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尽快恢复与中共的联系（1934年6月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及中共代表团派张浩（林彪堂兄，真名林育英）回国。为了安全起见，张浩将宣言内容等机密文件牢记于大脑中，就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在张浩尚在归国途中的1935年10月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根据当时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实行战略转变并开始变更自己的策略”。程中原的《张闻天传》用不少的篇幅和详细的档案材料，向读者描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思考脉络[8]。这个思考脉络告诉读者，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哪些环节，运用怎样的策略，来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在此前后中央的几次会议上，经过讨论，方针政策也逐渐明朗，那就是：“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弱点，利用一切事变，一切方法，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抗日的斗争。”
　　1935年11月18日或19日，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张闻天对张浩的归来十分重视，一方面派人专函通知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另一方面同张浩和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人一道，认真研究国际“七大”的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九一八”以来的教训，根据当时国内各种关系变动的情况，作出战略和策略转移的重大决策。11月29日，在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将国际‘七大’精神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包括：1、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扩展统一战线的范围，提高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势；2、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共同纲领；3、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4、强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决议》）。《决议》分六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决议》指出了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展现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郑重宣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
　　12月27日，毛泽东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文中指出：
　　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需要克服以往的关门主义的“左”倾幼稚病。毛泽东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政治上彻底批判了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系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这就使我党在新形势下，能够领导亿万人民，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去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陕北中共中央所做出的这一切，在上海的周扬等人当然无从知道。读者可以发现，年轻的周扬、夏衍等人对形势所做出的判断，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和《八一宣言》的理解，以及所进行的行动，与陕北的中共中央的思考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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